最佳改变国家的电影不止这一部金沛晟孙萌屠颖刘翔林竹君

改变国家的电影，不止这一部

从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始，朋友圈刷《我不是药神》的节奏，就没停过。甚至，这热潮，一浪高过一浪。

我们振奋于我们终于也有了这样一部电影：尽管电影语言甚至并无多少创新，但它带来的震撼却是前所未有的。

它直面现实，无限接近于我们所渴望的，所谓“改变国家的电影”。

听着吕受益(王传君饰)身上被掏个大洞的哀嚎，我哭；看着黄毛(章宇饰)独自蹲在角落，抠橘子吃，我哭；看着人群十里长街送囚车里的程勇(徐峥饰)，我也哭。

但泪痕干了，故事却没有终结。哭过后，每个人的心改变了一点点，积少成多，世界就有可能不一样。

那么多国家，被电影改变着。而此刻我们也是，真好。

1

韩国

“改变国家的电影”这一称号，从《熔炉》流传而来。

2000年开始，韩国光州一所聋哑学校的数十名教职工，甚至包括校长，对学生长期性侵。但直到2005年，事情才浮出水面。然而，案件最终，主要的当事者，却都只被判缓刑。

2011年，《熔炉》上映。

它很克制，去掉了真实事件中，寻求正义者被暗杀的情节；将涉案的人渣，缩减到校长、副校长、一名老师。但孩子幼小身体与心灵的重创，依然震动了整个大韩民国。

当时的韩国，被性侵对象年过13岁，双方可以私下协商解决；犯下性侵罪行，公诉期只有七年。

随着电影上映，民间抗议声越来越大，推动案件重审。而在重新调查的过程中，公检法正视现存法律存在的问题。

电影上映37天后，“熔炉法”以207票支持，1票弃权通过。只要性侵幼童，便没有追诉期一说，一朝犯罪，便永远可能面对审判；十年以上的量刑，也改为最高无期徒刑。

此后，《素媛》《辩护人》等韩国电影一出，我们都要感叹：为什么，别人家的电影能够改变国家？

2

印度

第二个让我们受刺激的国家，是印度。

其中，让我们受刺激最大的，又是阿米尔汗。《地球上的星星》让印度人发现，自闭儿童长期被忽视；《我的个神啊》直面印度最复杂的宗教问题；还有后来的《摔跤吧爸爸》《神秘巨星》，不断反思印度女性的地位问题。

但让咱痛感最强烈的，是《三傻大闹宝莱坞》。因为片中的应试教育、填鸭式教学，太心有戚戚。

电影中的学生，完全可以建模一两个，再用粒子系统复制出来。反正也都是同质化的目标，同质化的行为模式：死记硬背，考上印度理工，考不上就想法子出国，念麻省理工，毕业后做个工程师。

印度学生被溺死在这样死气沉沉的教育氛围中，根本没有空间去反思，这样的制度是对是错。而《三傻大闹宝莱坞》在故事中放入了一个离经叛道的兰乔，他和校长顶嘴，不按学校教的行事，猛烈地撞击这个固化的体制。

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是，虽然形容它也是“改变国家的电影”，但实际上，大部分家长在影院里前脚刚看完这部电影，后脚就赶孩子回家做作业了。如果从制度角度而言，什么也没有改变九紫乐队。

但它的珍贵，正是在于与当下的对抗。

千足之虫，死而不僵，制度的改变当然不是一朝一夕，一部最新Mold扎兰屯ex3D产品发行nbsp;强化塑料复合材料结构分析电影之功。但它，让人们从习惯成自然，到渐渐意识到、觉醒。非要改变了制度才是改变国家吗？不，电影不负担这种义务。何况，观念的转变，正是自下而上改变的第一步。

后来，还有《厕所英雄》《护垫侠》等等新鲜血液注入，每一次着眼点都是小的，不过一间厕所，一块护垫，或一个孩子，一场比赛，但这点点滴滴累加起来，质变，只是早晚的事。

3

美国

连美国，也被电影改变过。

看过《平常心》的应该明白，当艾滋病被发现，同性恋患者，生活在身体和心灵的双重地狱中。

腐烂的身体、病痛的折磨、死亡的恐惧，都只是痛苦的一部分，来自直人的歧视，和对自己取向的怀疑，甚至是更大的灾难。

美国的80年代，笼罩在艾滋歧视和恐同症的阴云中。

一次民意调查显示，51%的人认为艾滋病人应该被隔离，甚至还有15%的人认为，应当给艾滋病人纹身，起到“标记”的作用。

改变这一切的，是《费城故事》。

它在好莱坞主流电影中，第一次直面同性恋话题。它聪明地让丹泽尔·华盛顿演了一个恐同、害怕艾滋的律师米勒，让银幕前的观众跟随他一起摒弃偏见。

今时不同往日，如今的同性ABS的电绝缘性较好题材，是文艺片的招牌，同性两个字一亮出来，就代表着唯美、深刻。但彼时，同性两个字，本身就像病毒，人人避之唯恐不及，更不消说堂而皇之进入大银幕。

但就是这部电影扎实的叙事，真实的情感，唤起了人们的共鸣，将人们心中那堵莫名其妙的墙，推倒了。

4

英国

好事要成双，也有这么一部电影，变英国为腐国。那是1961年的《受害者》。

这个年份很微妙。1885年刑法修正案颁布后，同性恋行为就一直被视为犯罪。包括王尔德、图灵在内的知名人士，都因此入罪。直到1967年，同性恋非罪化条款才通过。

而《受害者》可谓顶风作案，成为英语世界中，第一部同性恋题材电影。男主角爱慕的男人，因为受性向曝光的威胁，而自杀身亡，男主角因此开始了欧洲各化学合成纤维生产公司将与汽车制造商扩大交易范围复仇。

没有一个人愿意出演这样一个角色。它并不仅是影响职业生涯的问题，甚至有锒铛入狱的危险。而最终出演的博克·博加德，到多年后，才敢公开承认，自己也是同性恋。

这部电影在民意上开了一道口子。1967年同性恋非罪化的通过，就有它的一份功劳。

5

比利时

达内兄弟拿下的第一个金棕榈，是凭借《罗塞塔》。片名中的罗塞塔，只是个17岁的姑娘，却和母亲流浪街头，住在流动车里，还要担负起挣钱养家的。

电影在观众中和电影节上都引起强烈反响，连比利时立法机关也不得不注意。之后，专案组对现行法律进行研究，修改了劳工法，明确规定，即使青少年工人，也应该同工同酬，压低价格，视为违法。

6

以色列

有的时候，电影有心改变国家，国家却未必愿意被电影改变。

塞缪尔·毛茨处女作《黎巴嫩》、第二部《狐步舞》，都聚焦祖国以色列常年不停歇的战争。

《黎巴嫩》是一群士兵在坦克的密闭空间中，从圆形的瞄准器的逼仄视野中，目睹了血流成河。

《狐步舞》则是士兵荒诞的死亡。他想让每个孩子的父母看到，送孩子上战场，是多么无谓的事情。

可惜，以色列文化部长怒斥：这是给了敌人抨击我们的武器。

7

伊朗

无独有偶，同在中东，伊朗也是积重难返。

贾法·帕纳西从执导筒起，就致力反映伊朗的社会现实。《生命的圆圈》《越位》刻画伊朗女性生存状况，《深红的金子》则看到了伊朗贫富分化。

郑在亨柏林也授予《越位》银熊奖。

2010年，官方终于声明，贾法危害国家形象，20年内不能制作电影，也不能离开伊朗，不能接受任何采访。

但他还是执意拍摄，2015年，一路记录伊朗社会的《出租车》获得柏林金熊奖，他却因不能出境未能出席。小侄女代领的金熊，看起来不大是滋味。

所以后来，好友阿斯哈·法哈蒂在《一次别离》中，各种避让。片中的妻子表示吴姵文不能让女儿在这样的状况中生活，所以要出国。却又不说明，是怎样的状况。

8

巴西

《上帝之城》上映后，巴西贫民窟的犯罪率急剧下降。

它展示了里约贫民窟的混乱情况。孩子们几乎从小就生活在枪战与黑帮乱斗之中，难以独善其身，宿命般走向犯罪道路，贫民窟，便永远难以脱离犯罪生生不息的轮回中。

但是，犯罪率下降只是一时的。其原因是政府派遣了更多的安全部队，却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人们的贫困。2015年巴西经济衰退，贫民窟状况再度恶化。

9

巴基斯坦

《河中的女孩：宽恕的代价》，记录了一件真事。一个巴基斯坦女孩被父亲投入河中，起因，是她与爱人私奔，损害了家族荣誉。

而在巴基斯坦，这种所谓的荣誉杀人，每年有1000起。社会默认，法律纵容，杀人者很容易逃避制裁，逝去的生命，却回不来。

看过这部纪录片后，总理夏里夫承诺，将修改关于荣誉杀人的法律。2016年10月，法案正式出台，与电影上映，正好隔了一年。

10

中国

写了这么多，其实我还是想说：

我们也有《我不是药神》了。

也许改变仍然微乎其微，也许电影在现实面前仍然因为商业的或其它的原因，有些失焦。

但我们总算有了这样一部，活在现实里的电影。

微博：@藤井树观影团2011

公号：藤井树观影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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